（今日续载长篇抗战小说《松江风云》之3，作者署名李伟伟） 

                三   依兰狙击

   李杜率自卫军退回依兰后，召开了几次会议，总结哈尔滨保卫战失败的原因和当前的行动部署。令李杜深有感触的是，我自卫军不仅兵力单薄，没有外援，而且内部的后勤军需也很困窘。可谓“内缺粮草、外无援军”，这怎能维持顽强持久的战斗力呢！为了争取抗日胜利，他积极整顿队伍，设法筹集粮饷。同时加强对后方群众的宣传，动员民众支援前方作战。他召集了下江13县的士绅会议，要求他们为抗战救国做出贡献，支援前线，积极备粮筹款。并且自卫军还动员青年百姓积极参军抗日。李杜本人率先垂范，把自己的私产面粉公司和银行的存款也捐献出来，给自卫军部队充为军饷。在他的号召和感召下，一些地方士绅也踊跃捐款，乡下的地主也捐来了粮食。地方上的大刀会、红枪会、绿林好汉们也要求改编参加抗日。

1932年4月，三江平原大地冰雪已经开始消融，空气中微微地散发出春的气息。退到依兰大本营的自卫军部队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补充、整训，战斗力基本上得到恢复。这时正是行军作战的好时候。下江各界人民和部队官兵要求收复失地，打回哈尔滨的呼声很高。李杜随于1932年4月下旬在依兰自卫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当前抗日军事行动。丁超、冯占海、邢占清、马载舟、杨跃钧等高级将领及部分旅长等出席了会议。与会人员经过分析，认为我军经过休整，战斗力恢复，士气旺盛，日军主力现已开往黑龙江，哈尔滨市内空虚，驻守哈市附近的伪军不堪一击。同时，哈尔滨外围方正、延寿、珠河、五常、拉林等地还有红枪会、大刀会等民众武装力量呼应。因此大家一致同意当前恰是反攻哈尔滨、收复失地的好时机。会上决定兵分三路：左路总指挥为马载舟，指挥所属第一旅及第二旅、独立旅等部。从海林、一面坡等处攻向哈尔滨。中路总指挥为杨跃钧，副总指挥为邢占清。指挥所属第26旅及笫四旅、第五旅、骑兵第六旅。从方正、延寿等地向哈尔滨推进。右路总指挥为冯占海，指挥所属第一旅、笫二旅、笫三旅及笫四旅。从方正夺取宾县，向哈尔滨东郊推进。自卫军总司令李杜、护路军总司令丁超坐镇依兰指挥。

4月下旬各路反攻部队已做好准备，先后按计划出发。右路冯占海部跋山涉水、日夜兼程，5月初攻克了宾县，逼近三棵树，威震哈尔滨。中路杨跃钧、邢占清沿路受到当地红枪会、大刀会与百姓们的欢迎。不几日也攻克了珠河县。在攻打珠河县时，四面八方的红枪会、大刀会有万余人参加了战斗。左路马载舟部在到达铁岭以北地区时，不料发生了意外事变。左路军第二旅旅长刘万奎因对总指挥马载舟素有私怨，当马载舟命令刘万奎部带兵去与铁岭敌人作战时，刘万奎认为马载舟不用他自己的部队，却要让他的部队去是借刀杀人，消灭异己。因而刘万奎借口缺乏武器弹药而拖延不前。马载舟对刘万奎在敌人当前竟不服从军令延误战机的行为很为恼火，在军前予以严厉申斥。刘觉得受到难堪，因而怀恨在心。一次在马载舟到刘万奎旅视察时，刘万奎在送出马载舟的小路上，乘马不备之际，竟将马活活勒死。总指挥马载舟一死，左路军随陷入混乱状态。

三路大军出发之后，作为吉林自卫军大本营的依兰，仅留有自卫军总司令部、护路军总司令部以及各出发部队的后方留守人员、伤病员及家属。只有总司令部内少量部队和卫队团在依兰守卫。

在哈尔滨保卫战中李景荫的表现深受李杜将军的重视。到依兰后，李景荫所在的原第二混成旅一团四连被调编为总司令部卫队团四连，李景荫任该连连长。卫队团随李杜将军为首的总司令部行动。李景荫带领四连守卫在依兰西部三块石处。

5月17日李景荫的守卫连突然在三块石附近发现了日军的大部队。李景荫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正向县城方向开来。他急速拿起电话向总司令部报告。原来，哈尔滨的日军在我自卫军来到哈尔滨附近时，并未派大部队迎击，而是乘我自卫军麋集哈东地区时，派出广濒师团的主力在江防舰队的掩护下，乘船由松花江而下，出我不意，突然来依兰袭击自卫军大本营。

李景荫命令全连战士严阵以待，并连连向总司令部报告敌人行进动向。总司令部接到报告后，李杜将军命令总部全体人员火速组织病残人员撤退。本来自卫军以为依兰县城北有松花江天险，南有崇山峻岭，地势较为安全。而且，自反攻大军出发以来，时有捷报传来，人们的心思都期望在哈尔滨那里会继续传来胜利的喜讯。对依兰大本营根本没有战斗的准备，因而没有留下重兵。现在大批敌人突然袭来，如果不及时撤出，势必有遭到被歼灭的危险。时间紧迫，情况万分紧急。这时三块石西面的敌人已经与我守卫连靠近了。李景荫连队勇敢果断地向敌人连连开炮，突然遭到炮火袭击的敌人队伍中飞起一团团烟火。敌人慌乱地吼叫着，一条长蛇般的队伍像触了电一样忽然卷曲了，脱节了，然后是向后退缩。一些敌人伏在地上开始射击，竟有一些敌人在一个举着指挥刀的军官吼叫下向前冲来。

“打！”李景荫喊道。随着他的喊声，机枪“哒哒哒”地直向敌人射去。

日军的队伍是在大路上行进，周围也是平坦地，田野还没有形成青纱帐，敌人几乎完全暴露。我军则隐蔽在山岗巨石后面，敌人看不到我们，所以我小股部队能给敌人以很大杀伤。敌人冲不上来，不一会队伍就向后面退去。李景荫和士兵们严密地监视着敌人的动向。敌人退到很远的一处榆树林子中。过了有一个小时，李景荫从望远镜中发现敌人改从另一条小路向县城迂回而来。他立刻再次打电话向总部报告。令他欣喜地是县城内的总部非战斗人员已经基本撤出。

由于李景荫连及时发现日军并果断地狙击敌人，滞缓了敌人的进攻，为我总部的撤退工作赢得了虽然很短但却极其宝贵的时间。否则，敌人突然袭城，总部难免不遭到敌人的围歼。三块石的狙击战斗之后，李景荫按总部的命令火速退回县城，参加卫队团为掩护总部撤退而对日军的抵抗战。下午日军大部队攻打县城，我自卫军奋力抵抗。为避免城内军民更大的伤亡，李杜随率队伍撤出了县城。糟糕的是，在紧急无奈的情况下，我军所储存的被服粮秣、武器弹药以及修械所、医院等全部家底，都落入了敌人手中。

日军占领了依兰县城后，接着又侵入我松花江下江各县。由于通河、方正也被敌军占领，我进攻哈尔滨的自卫军主力部队的退路也被截断。总司令部撤出依兰大本营后，与前方各地的部队失去了联系。而且部队的粮秣补充断了来源，伤病员也无处治疗。时已5月下旬，天气渐暖，然而部队却仍换不下棉衣。部队所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日军袭击依兰后，哈尔滨的敌军也增加了。情况对我自卫军愈发不利。而且，自卫军内部的嫌隙猜疑更从中生害，各部大都各自为战，反攻哈尔滨的行动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读6月26日大连新商报由雪梅编辑的报道“邵华和毛岸青的大连华尔兹”一文。内说（邵华与毛岸青）“两小无猜”，“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读者对此不免感到疑惑。不知编辑小姐笔下之说有何根据？据知，毛岸青长邵华16岁，如果小邵华4岁5岁时玩要，那时的毛岸青已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试问：他怎么能和这样的小姑娘“玩”到一起？一个那么大的青年人和一个才几岁的小姑娘，又怎能称为“两小无猜”？真不知编辑之筆由之何来？

也谈王兆山的词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以上是山东一位作家天兆山先生的词。人所共见，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党和国家对受灾群众表现出深切地关心和热爱。王兆山先生的词其主题正是讴歌了这个事实。这是一个作家在大事件中内心感情的抒发。这是一个正面的，也是公正的文学反映。即使个别文字还可以推敲，但总的说这首词是积报的，健康的，值得肯定的。

诗人虽然似乎“借用”了遇难者的口吻，但同时更是表达广大同胞对这次党和政府救灾工作的感动。但是有人却指责作者视死难者“生命如草芥”，是一种“狂躁心态”的反映。难道只有写对亡者的大哭大哀就是“文学家必备的悲悯意识”？难道活在地上的人，眼见党和政府组织救灾的生动感人情景，不深为感动，不能抒发这种感动和赞叹之情吗？作者以生者之情联想死者之心，生死融共表达这一感动之情，这种联想是积极的，正面的，丝毫也没有什么轻贱生命的意思。莫非那些责难者听道地下的死者对党和政府的救助行动不满，怨声入耳吗？那么为什么不允许诗人以生者之见做积极的正面的联想，对所见之事实进行歌颂呢？那种片面的苛刻的刁难，显然也是“不大正常的”。

还有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倾向，即把今天写对党和国家作正面歌颂的诗（和其它作品）奚落为“谄媚”、“阿谀”，加以贬斥。是的，我们曾经有过形式化的，表面化的“歌功颂德”式文风，“四人帮”时期也有过卖身文人。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现在就不能写歌颂党，歌颂时政的文章了。怪了，难道文人都得头上长两块“反骨”，写点歪诗，才是“正人君子吗”？有人就是喜欢搅成一片浑水，弄得社会观念糊里糊涂，这样他就乐了。建议那种自以为有“个性”，有“人性”，有“气节”的孤傲文人们反思一下吧。文人到什么时代都脱离不了社会，你也脱离不了政治，实际上你的作品总是反映着一种政治。那种自命清高，不主张“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人间有许多美好的东西都需要歌颂），其实他们也未必就是“正人君子”，胡搅一阵而已。

   （汶川地震被从废墟中救出的小男孩郎真，行队礼致谢施救叔叔们，传闻天下，世人皆赞。有人以史记形式记之，特转引于此。）   

       川中童子郎真者，俊秀聪明，一时无两，少有非常之才，长必致千里而立功名。真父为北山六扇门之捕头，朝夕授真以孝悌之义。川西大震，殃及北川。十二日，如日中见沫，真仆，折其左肱。十三日，报馆遣杨卫华入北川取影像。辰时，华及兵部散勇发真于瓦砾之间。救治毕，真行军礼于榻上。观者无不涕泣，赞曰：真三岁，知礼仪。

       媒体传出，有一位中学教师叫范美忠的人，在这次汶川地震时，他完全不顾学生，自已“第一个”先跑了。过后竟然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只关心自已的生命”，“在这生死抉择的瞬间”，“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这位“老师”的心里表白真是让人极为恶心！一般人即使在危难时刻没有足够勇气救助别人（何况还包括是自己的母亲），他只少会为自已的行为感到悔愧和难过，而这位“老师”却认为他“没有丝毫的道德负疚感”。 这也称得起是一位“老师”？他怯懦可卑倒也罢了，却还把那套极端自私的小人哲学公然向社会主义社会兜售，还想在人们的思想中搅上一盆臭屎汤。这如何不引起人们的鄙视和义愤！

       我看他的名字反义改一下，倒很适合他的人品。他还是别污辱“美忠”二字，而叫“丑奸”吧！据说他还是北大毕业的，我真为有着革命和爱国传统的北大感到羞愧，怎么竟“培养”出这么一个自私自利的小人？这只能说是北大，乃至我们教育的缺欠，值得我们反思。不知道北大先人李大钊、鲁迅等当今在天上是怎样“横眉冷对”这个不争气的后生呢？他还是学历史的，非但没能从千百年的历史中“深明大义”，却连做人的根本道德也沒学到。比照一下那位用身体死死保护着学生，把生让给学生，把死留给自已的谭千秋老师吧！谭老师真是灼灼有光，闪烁千秋的巨人，而这位范“老师”却是“只关心自已的生命”，不过是一个怯懦可鄙，灰里灰气的利己小人而己。这真是美与丑，忠与奸的活生生的写照。后者如果有“大出息”，大概就是吴三桂、汪精卫之流吧。就是混个一般文人，周围同事也要对他有所防备。因为这种人不仅会在平时因为自私而不惜损害别人，更可能在危难时因为保全自已那条命而拿别人的命当垫背。这位范“老师”能够暴露自己的内心这也好，不过请你不要再理直气壮地自信为一种人间常理了。这种利已主义的小人哲学，早已被人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是近些年随着混杂在市场经济中的迷雾，又沉渣泛起。有如你之流不知羞耻的宣讲，就会更加重了它的臭气。这种彻头彻尾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小人哲学污染人们的灵魂，尤其对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毒害更不可忽视。建议范“老师”从这次自己的灵魂暴露中，深刻反思一下，如有悔愧还是好的，如坚持信守这种腐朽的，怯懦自私的人生哲学，是不是就不要再冒为人师了，以免散布丑道奸言害我们的青少年。

 温家宝同志忠于国家，热爱人民。他面目祥和，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待人亲切，作风朴实，为政兼洁，做事负责。他对工作任劳任怨，哪里有困难到哪里，哪里有危险到哪里，他是一个既承大任，又体查入微的国家领导人。

温家宝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一位负得起民族大任的人，是称得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班人，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学生，是上世纪50年代受过良好品德教养的优秀代表，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生动形象，是全国人民团结精神有力的凝聚者，是教育和号召青年的最好的老师，是我们老少几代人朴实可信的朋友。有了以胡锦涛、温家宝等真正共产党人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自豪吧，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

这次汶川大地震给人民带來重大的灾害。但是这次抗震救灾的生动事实也给我们以深刻教育。我们从这场灾难中只少可以增强以下三点感受：

1、祖国和党的观念：这次大地震突如其来，灾害巨大，绝非个人、亲眷、百八十人解救得了的。我们的党和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号召、组织起国家万众救灾大军，其高效，其有力是举世目睹的。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切和强大的组织力，是这次抗震救灾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些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人们的思想观念进步了，但也发生了一些负面变化。经济的追求，个人的意识比较重了。集体和国家的观念淡漠了。同时，由于腐败现象的影响，人们对党也缺乏足够的认识。这次大震使更多的人们感悟到：个人的命运是与祖国--她的形象支撑就是人民和代表人民的共产党--不可分开的！国家关爱你，你也应当关爱国家，热爱人民和共产党。从过多的为个人追求，转变为更多的为祖国贡献吧。

2、众志成城的观念：这次抗震救灾之所以措施有力，进展迅速，是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大支持分不开的。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支持了抗震救灾的胜利。历史证明，只要有了坚强的领导，同对又有人民的大团结，我们就会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解放事业的胜利，建设事业的胜利。今天，明天，只要我们有人民大团结，众志成城，我们就不怕任何天灾人禍，任何来自内外的挑战，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3、人民子弟兵的柱石观念：人民子弟兵在这（历）次灾害救难中所起到的脊梁作用，柱石作用是世人共赞的。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消防战士们是人民公认的最可爱的人。他们在历史上，在今天，始终是身在战场和困难的第一线，流血牺牲，艰苦奋斗，他们是国家的柱石，民族的脊梁。让我们更加热爱人民子弟兵，更加支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子弟兵队伍吧。

让我们更加热爱祖国，跟着党中央，齐心合力，众志成城，学习解放军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强大吧！

（今日续载长篇抗战小说《松江风云》之2   作者署名李伟伟） 

    二   血战冰城

    熙洽投敌后，派吉林省“剿匪总司令”于深潋率领伪军四个旅向哈尔滨进犯。一路上于逆伪军到处焚掠，并依仗日军飞机向宾县、榆树、双城、五常等县投掷炸弹，杀伤我无辜百姓。日军飞机还撒下传单，恫吓民众。吉林自卫军在李杜、冯占海的指挥下，将进犯哈尔滨的于逆伪军在子弹库附近击退。1932年1月28日于逆伪军又组织兵力进攻哈尔滨。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伪军逼近哈尔滨南郊地区。驻守在这里的第二混成旅一团，坚决予以反击。李景荫率领的四连首先从工事中冲了出来，连连追歼敌人。这一仗敌人又被击退。我军还击落日机一架，击毙一名日军大尉。

几天来，北国冰城哈尔滨被激战的枪炮声所笼罩。寒冷的空气中充满着硝烟的味道。街道上冷冷清清，几乎见不到行人。偶尔行驶的车辆满载着自卫军的士兵，向作为战斗防御据点的坚固建筑物急驶。市内各主要处所走动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在覆盖着冰雪的石头路上来回跺着脚，脸庞周围的皮帽子毛已结满冰花。在华俄胜道银行的楼前，一队士兵守卫在用砂袋包垒起的工事后面。在砂袋的孔隙中伸出两挺机枪的枪筒。一位佩带上尉军衔的英姿威武的青年军官站立在楼前向南面注视着。在他的身旁和身后还有两名少尉军官、几名士官和士兵在向同一方向注视着。不一会，三辆吉普车从远处开过来。车辆很快绕过尼古拉大教堂、直往下面开了过来，然后停在华俄道胜银行楼前。车上下来几位高级军官，其中一位佩带中将肩章的五十多岁、中等身材略有些胖的人正是李杜将军。

“弟兄们好！”李杜走到近前，向迎侯在楼前的青年军官和士兵们招着手。

“总司令好！”青年军官和士兵们一起回答李杜的问侯。

“弟兄们辛苦了！”李杜向所有站在工事后面的士兵们招呼着。

“抗日报国！”士兵们大声答应着。

“这就是我团四连连长李景荫”。一位佩带上校肩章的军官指着青年军官向李杜介绍说。

“李连长好！你作战很勇敢，前两次战斗打得很出色！”

“总司令夸奖了！身为军人，勇敢杀敌是自己应尽的职责！”李景荫直接和李杜谈话还是第一次。

“弟兄们，这些天来大家勇敢作战，不怕流血牺牲，我向大家致谢了。现在日寇正在疯狂势头上，紧紧向哈尔滨进逼，形势非常吃紧，希望弟兄们坚守阵地，继续狠狠打击敌人！”李杜和李景荫及身边几位士兵热情地握着手，向着大家大声而忠恳地讲着话。

“总司令请放心！”李景荫和他旁边的两名少尉排长陈富贵、张海林一起答应着。

    “我们坚决和敌人拼到底！”士官赵成仁、王福臣等和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着。

李杜满意地微笑着，在几位将领陪同下，乘上吉普车又向霁虹桥方向开去，继续向前面视察。李景荫原来从富锦参加吉林自卫军时就对李杜将军具有民族气节，敢于树起抗战旗帜而深为敬佩。到了哈尔滨后又亲眼看到李杜将军是这样能体察下情，亲临前线阵地慰问士兵，感到格外高兴。他目送着向前开去的吉普车，对李杜将军不免又增添了几分敬意。

2月2日，日军已逼近了南郊，除关东军第二师的主力外，还从齐齐哈尔调来了笫四混成旅，从长春调来了笫八混成旅。2月3日日军在天上飞机、地下装甲车的配合下，在哈尔滨南面双城堡向我自卫军猛烈开火。战斗打响后，李杜将军率总司令部参谋和副官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敌人来势汹汹，我自卫军笫22旅在敌人猛烈炮火和机械化部队的攻击下，经过激烈混战，终于不能抵挡而退到哈尔滨市来。哈尔滨的外围阵地被敌人突破了！兵临城下，哈尔滨被迫进入了市区保卫战！有着“东方莫斯科”和“小巴黎”之称的美丽的哈尔滨已经踏进了敌人的铁蹄。

2月3日，飞机在轰炸，坦克在炮击，哈尔滨的天上地下是一片砖石飞迸、烟尘滚滚的景象。日军以优势兵力，从几个方面向哈尔滨开始猛攻。在清冷的晨色中、插着太阳旗的日军坦克车掩护着步兵，象疯子一样“呀-----，呀----”地吼叫着，向我守军的阵地猛扑过来。一个上午在市区多处发生数次来回拉锯的激战。我军伤亡十分惨重，有多处阵地已被日军占领。

已经两夜不曾阖眼的李景荫，眼里充满着血丝，但依然挺着精神和士兵们一起警惕地继续坚守着阵地。在上午的战斗中，他们连已经牺牲了十几名弟兄，两次击退了欲图穿过这里向霁虹桥方向冲击的小股日军。

大约11点钟的时候，南岗周围出现了短暂的宁静，硝烟味也已散尽了，阳光下街道上那米黄色的俄罗斯建筑依然反射着温暖的光亮。阵地旁的俄式民宅中，偶尔有市民从庭院栏栅中向街道上观看。离春节仅两天了，市民们依然是只能关在院内，守在房里。多少天了，街上在战火笼罩之中，商店一直关闭，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中断了。战事还在进行，街上继续实行戒严。                              趁敌人退去的战斗间隙，李景荫带着警卫员张国栋与排长陈富贵、张海林在阵地两边的街道上巡视，查看周围的情况。当他们绕过阵地周围走回来时，发现在阵地斜对面街上一幢二层俄式小楼有一个高出屋面的小阳亭，在那上面大概可以了望到霁虹桥方向，于是他们叫开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他显得有些惊慌，并且高声地喊着：

“叔叔，有当兵的进来了！”

李景荫让陈富贵和张海林留在门外，自己带着张国栋走了进去。这时一位不到30岁的人，大个子，方圆脸、戴着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从客厅迎了过来。

“敝人是自卫军二旅连长李景荫，因为公事冒昧进宅，实在对不住。我们想到贵宅的屋面亭子上观察一下敌情。”

“啊，欢迎，欢迎。请便吧！”主人的一脸诚恳和热情礼让的态度使李景荫感到很高兴。他们上到亭子上向四周望了一会，又下到客厅里。这时李景荫才注意到房间里原来也是冰冷的，主人原来还穿着皮大衣呢！

“实在抱歉，连杯热水都不能招待你们，没有柴火，炉子不能烧。”主人说。

李景荫看到屋里的陈设虽然简单，但是颇为素雅，特别是书柜和写字台上摆放得满满的书籍、纸张，猜得出房主人一定是个大知识分子了。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李景荫礼貌地问。

“冯仲云，商船学校教书。”原来这人正是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他以商船学校教授身份秘密从事满洲省委的工作。

“我叔叔是商船学校的教授。”

“啊，实在是打扰你们了，谢谢。”李景荫准备告辞。当他们往外出走时，从半开着的连通房间的内门发现，一位怀孕女子身上穿着敞着扣子的棉大衣，冷得缩缩着身子来回走着。看见客人走过来，她微笑着礼貌地向客人点点头。主人略显得有些尴尬，忙说道：

“这是我太太。实在没办法，街上戒严，人出不去，家里一点取暖的柴火也没有了，只好挨冻。”

李景荫感到一阵同情，他毫不犹豫地说：

“外面随时都在打仗，太危险，就是你们出去这时候也不一定能买到柴火。这样吧，我们又是邻居，帮点忙也应该，一会儿先给你们送来点。”

“这，……怎么感谢你们才好呢！”

“不必客气，马上过年了，别冻坏了。”

李景荫他们走出去不一会，就有四个战士送来了一草袋子煤，一大捆劈柴。冯仲云拿出钱来，但战士们拒不接受，转头就走了。冯仲云送他们出去后，好一会儿站着没动，他再一次记住方才那位义勇军连长的印象：李景荫，瘦高个子，微微凹着的眼窝，两只非常有神而又真诚的军人的眼睛……。

下午两点多，两架敌机在上空盘旋投弹扫射，敌人的炸弹不断在南岗自卫军阵地内外爆炸，部队又遭到一些伤亡。趁着炸弹和炮火掀起的浓烟，一群日军突击部队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从南面一窝蜂似地冲过来。敌军再次想冲向霁虹桥向市区进攻。

“打！”随着李景荫的一声令下，两挺机枪喷射着仇恨的火焰，子弹雨点般地向敌人射去。跑到前面的敌人相继倒下。然而后面的敌人依然“呀一，呀一”地向前冲来。李景荫忽地穿了出去，大声喊着：

“弟兄们，冲呀！”

    “冲呀！”

    “冲呀！”

数十名士兵随着李景荫，端着刺刀，迎着日军冲了出去。李景荫上去一脚踢倒了一个枪上插着太阳旗吼叫着的军官，飞快地一刀戳进了他的肚子。一场白刃战、肉搏战伴随着吼叫声、哀叫声，震颤着街上寒冷的空气。日军没有从他们的阵地前冲过去。冰冷的街道上躺着敌人的尸体，也流淌着自卫军弟兄们的鲜血。

在阵地对面冯仲云教授的小楼阳亭上，冯仲云和另外两位三十岁左右的人，隐蔽在阳亭上目睹了方才街上这一场壮烈的撕杀。冯仲云指着那位带领战士冲杀在前面的义勇军军官，向另外两人介绍说：

“他就是那位李连长。”

“好样的！是个很英勇的指挥员。”大个子长脸的，脸上有点麻子的人说。此人就是周保中，1927年的共产党员，从苏联学习回来后被党派来到东北，刚来到满洲省委。他旁边那位中等个头，椭圆脸，稍胖一点的人就是李兆麟，他是刚接替杨靖宇来满洲省委任军委书记职务的。

“可惜，义勇军散在各地，各自为战，又得不到国军的一点支援……”冯仲云没有说完，他感叹地摇摇头。

“重任在肩啊！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啊！”周保中接着说。

“是啊，靖宇同志已经到磐石去了，我们这次下去也要到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起抗日游击队，一定得把抗日这杆大旗在东北打起来。”李兆麟说。

“义勇军的工作也要做，像这样坚决抗日的义勇军官兵也要争取到我们队伍里来。”周保中往对面的阵地方向指着说。

“抗日第一，凡是抗日的，山林队也要联合、吸收。”冯仲云接着说。

“是的，要担负起抗日的历史重任，我们需要建成一支广泛的强大的抗日联军。”几个人说着走到房间里去了。

2月4日日军在市郊周围的兵力又不断地向市区推进。敌人的飞机也增加了轰炸次数，炮火将建筑、工事炸得一塌糊涂。在坦克、装甲车的后面一批日军更加疯狂地猛冲过来。顾乡屯、南岗又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哈尔滨的天空中飞滚着浓烟烈火，地上又增加了一滩滩的鲜血。敌人不断地增加援军，我自卫军却势单力薄，呼救无援。敌军是飞机、大炮、坦克、骑兵、步兵，天上地下共同作战；我自卫军则只有陆上为数很少的大炮、迫击炮，只能以步枪为主的单兵作战。力量对比悬殊，实在令人嗟叹！待夜幕降临时，顾乡屯、南岗地区已实难固守了。无奈，李杜将军下令部队迅速向南郊撤退。2月5日晚我自卫军全部撤离了哈尔滨，退到自卫军大本营依兰县城。

       5月21日晚在白岩松主持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节目中，连线现场记者柴× ，柴女士。柴记者在介绍三个抗震“故事”中，提到一位战士忍着腹部剧痛三天，坚持救人的事。这件事本来是很感人的，这位战士有很高的觉悟，很强烈的使命感。然而柴女士却在采访中向这位战士提出“你忍着痛苦去救那些不相识的人，你认为值得吗？”这个提问真是令人惊讶！这种提问在当时当地实在令人反感，让人鄙视。地震现场救人，这已是妇孺皆知的举世公德，何况一个战士更肩负着保国护民的重任。显然不是柴女士不懂，而是故意的设问。问题就在于这种设问是非常不合适，非常反常理，非常令人反感的。请柴女士自问，当你做过一件符合大有益于社会，大有益于他人的正义的事，别人见了你不是对你肯定和称赞，却问你“值得吗？”，你会有什么感觉？所以，只能说这种提问是对当事人的极不尊重，是让当事人非常反感的。这种一文不“值得”的提问，倒像是为反面效果设计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类似柴女士这种提问在近年来的记者采访中是屡见不鲜的。有的记者有时竟对社会众所公认的正义行为（比如见义勇为），甚至对历史上做过辉煌业绩的当事人，在采访时也提出：“你认为值得吗？”，“你不后悔吗？”类似这种提问，如果不是记者的年轻无知，政治思想水平较低，那就是一种职业的失误。需知，人类所实践的正义行为和历史上展现光彩的事业，总是被人肯定和赞颂的。向这样的事，向这样的当事人提出什么“值得不？”“后悔不？”的问题，这不只会引起当事人和广大观众的反感，而且客观上也是对正义行为的怀疑，是对历史光彩的挑战！它似乎还为那与其对立的邪恶和黑暗开启了通行的门扇。因此，请记者们，尤其是一些踄世不深，还有点是非不分的青年记者思索，请检点你们的设问。

       上世记30年代，当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代中华儿女愤然而起，大无畏地走上抗日战场，趴冰卧雪，流血牺牲。作为那一代的儿子，我一直都为父辈们骄傲，崇敬他们当年自我牺牲，勇担国难的战斗精神。几十年后，当我看到腐败风起，金钱雾重，一些没有经受过革命考验和实践锻炼的干部走上岗位后，高搂居“官”，沉于权利；一些娇生惯养，弱不禁风的后生缺乏理想，游戏生活的现实，我曾感到困惑，甚至失望，忧患一旦国难当头，又当如何挺身报国？

        然而，今年的两次灾害，特別是这次汶川大地震，面对突发大难，我看到前辈们的自我牺牲，勇担困难的战斗精神，仍然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发扬，光大。令人极其感到欣慰和充实的是，我们伟大的党始终高撑着这把火炬，这个燃放着自我牺牲，勇担困难的战斗精神的巨大火炬！胡锦涛、温家宝等同志就是最优秀的火炬手。令人感到鼓舞和仗恃的是，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始终是这种精神最灼亮的火焰。令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的是，在我们的人民的心底，厚厚地蕴藏着这种精神的埋藏。像正在点燃传递的奥运圣火一样，这种精神正在祖国四面八方传扬。人们将从一般人性的“人人都献出一点爱”提高到“祖国”和“人民”的观念，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人人都要奉献自己，敢于自我牺牲，敢于担负困难，人人都要为祖国，为人民而敢于战斗。这就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最后必将走向胜利的中华魂，它将在祖国大地上，在世界各处有中国人的地方，永远闪烁光芒！

 （“岁月留痕”是我在过去的年代，中学、大学、工作生活经历中写的诗--用文字畄下的生活的痕迹。--黎巍）

我和我的朋友，                        

在一片树林里踏歌漫游。

春风追逐，小鸟争鸣。                   

大树与我们谈笑偕行。                 

我们头上是一片绿浪，                  

春风把树枝吹荡。                   

空气中散漫阵阵花香，

悠扬的歌声在荡漾……

“同学们，树苗又来了！”

噢！原来眼前还是一片荒凉。

一行行青枝嫩苗，

还刚刚被我们植入土壤。

但愿枝条也插上翅膀，

快飞，快快成长！

让所有的荒山秃岭，

都生长成绿色的屏障。

       今年初始以来，在我国连连发生几起严重的“天灾人祸”。首先是春節前后南方的特大雪灾，道路受阻，电路压断，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雪灾过去不久，藏独分子大搞打砸抡烧，制造震惊中外的“人祸”。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又发生7．8级的特大地震，又是一起极严重的天灾。

       然而在这相继发生的天灾人祸中，却有力地反映出中国人民战胜困难和挑战的意志和能力。反映出中国当今巨大的凝聚力。这个凝聚力来自党和政府领导人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心和热爱，对突发天灾人祸的迅速反应和果断应对的能力。看吧，温家宝总理在每一次灾害发生时，都亲临灾害现场情深意切地抚慰群众，极尽心思地处理救灾活动。看见他，真好像当年的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依然在人民中间。听到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声音，使人仍然切实地感到“党的领导”“党的温暖”所发生的强烈效应。这种凝聚力体现在人民，尤其是代表民族希望的一代青年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包括诲峡两岸，包括海外华侨，凡我中华民族无不对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大团结，国家的繁荣昌盛同怀关爱之情，谁也不允许企图分裂祖国的阴谋分子得逞。看吧，在各地破坏奥运圣火传递的藏独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听吧，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高举五星红旗，高亢地呼喊“中国”“北京”的声音！这种凝聚力体现在国家遇到灾难时，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各行各业、全国各地上下同心的关注、支援，齐心合力地团结战斗精神。这种凝聚力更因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家遇到突发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而受到鼓舞。毫无疑问，这一次的特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害，同样必将被我们克服，受灾人民群众的困难必将会在党和政府以及全国同胞的关怀救助下得到解决，他们将在祖国的温暖中化解不幸的苦痛，重新建设好家园，为生活的幸福，为明天而挺立起来。让我们骄傲地赞颂吧：中国-巨大的凝聚力！

（学术文章缩要，原文署名李伟伟）

大连是我国近代新兴的海港城市。从初建时起，先后作为俄、日的殖民地城市，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到上世纪40年代中，已形成一座具有外来建筑风貌特色的海滨城市。这一历史阶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在城市建筑上反映出不同的风格特点，相对形成城市建筑空间环境的三道层次。

第一个时期：1898-1904年，也即沙俄占领时期。俄国建筑师们规划出大连的城市中心结构，並且进行了初步建设。尼古拉广场（今中山广场）、中东铁路营地（今胜利桥北）等，是这一时期初兴的城市空间轮廓。尼古拉广场可以说是最早吹响了大连的出世号角。当时的市政府（今大连自然博物馆老馆）可作为大连建筑的一位元老。与它们相随相偕地走出的建筑主要分布在其附近，大连的东部。这就是构成大连城市空间环境的第一道层次。

第二个时期：1905-1931年，即日本占领前期。日本人继俄国人的规划基础，进行全面建设。其主要中心是中山广场（日占时期称为“大广场”）周围以及南山居住地等处的建设。大连近代城市的建筑精华，可以作为历史建筑而应予保护的对象，很多集中在这里。这一时期的建设使大连的中心广场与街道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建筑空间环境。大连可以称得上是一座欧风洋溢的美丽城市。这就是构成大连城市空间环境的第二道层次。

第三个时期：1931-1945年，即日本占领后期。这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主要是以常盘桥地区（青泥洼桥一带）及长者广场（今人民广场）周围为重点。並且向城市西部（今西岗区）发展。作为大连城市重要标志的火车站以及关东洲地方法院（今市人民法院）等建筑，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街道从东向西流去，那些並不高大但却和谐，并不豪华但却素雅的砖混建筑相互照应着形成街道景观。与前两个时期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大连更多的是“日本味”。走上今高尔基路、凤鸣街等西部街区，眼中所见与中山广场周围的建筑己是不同面目了。这就是构成大连城市空间环境的第三道层次。

在今天大连城市建筑空间环境的纷杂发展现状中，我们如细心观察和鉴赏，仍不难寻认出这遗存缺失的三道层次。

（从即日起本博客将陆续连载长篇抗战小说《松江风云》，作者署名李伟伟。小说内容请见本博客日志内“情激日月，魂照山河”一文的介绍。）

第一章                     义勇青春 

   一   正义军人

   1933年3月的一个黑夜，在虎林县境北部距乌苏里江与穆棱河不远的乡野雪地上，有一队七八十名士兵紧跟在几名骑马的下级军官后面，迎着呼啸的西北风一直向北方向奔跑着。茫茫大地，一片黑暗，只有天上几颗孤冷的星星－闪一闪地眨着眼睛，困惑地在望着大地上这条流动的黑影。在这支队伍的前面，与骑马的军官并行的是一前一后两驾马拉的大爬犁，两个士兵分别坐在上面赶着马快速地向前滑行着。后面的爬犁上捆着一些行李和几个麻袋包。前面的爬犁上半躺半坐着一位二十七八岁佩带校官领章的军官。他穿着军皮大衣，上身却被捆绑着。两名跑在爬犁旁边的士兵不时地给他掖一掖铺盖着的军棉被和毛毯。一名骑马的戴着上尉领章的军官大声对跑在爬犁旁边的士兵说：

“风这么大，把被子掖紧了，后面垫高些，让营长靠着舒服点。”说话的上尉就是这支队伍的张海林连长。

另两位骑马的中尉军官表示很歉仄地说：“营长，你先担谅点，等出去这一带就给您解开。”他们俩一个叫王福臣，一个叫赵成仁。

士兵们跑得气喘不止，连连咳嗽着，头上的热汗散发到皮帽子上，周围的皮毛挂满了冰霜。队伍跑了很长一段路后稍稍放慢下来，变成快速的大步行军。队伍虽然走的很快，然而士兵们的情绪却一直是那么消沉，一个个没有半句话语，只是耷拉着脑袋机械地向前走。他们的神情好像这昏黑的夜色一样是那样迷茫。

    被捆绑在爬犁上的军官在这支队伍中级别最高，他就是吉林自卫军（义勇军）总司令部卫队团第三步兵营营长李景荫。他的双眉紧蹙，嘴巴闭得紧紧的，一直在沉思着，旁边两位中尉的话他似乎根本没听见。西北风虽然吹刮得那么凛冽，然而他却好像无所感觉，他的心全然被酸楚、怅恼和难以抑止的忧愤所翻搅着。他的眼睛有些湿热和模糊起来，眼前的昏黑大地似乎变成一片烟云迷蒙的沙场，他困惑，感叹，甚至想要吼叫：难道我义勇军的抗战就此冰消瓦解了吗？难道我东北山河就这样被日寇霸占了吗？马爬犁在呼啸的西北风中飞快地向北驰去，他却依然在回想着两年来那些令人忧愤的日子……

    1931年“9.18”事变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不忍敌人侵略国土，不堪日寇屠杀劫掠的东北人民愤然而起，挺身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救国。一股爱国抗日的滚滚热流激荡着东北大地。充满民族正义感的各阶层人士，爱国官兵、工农群众、热血书生、山林好汉、商人士绅，纷纷起来，掀起火热的抗日斗争。一时间抗日义勇军的烈火在各地炽烈地燃起。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江桥杀敌，辽宁自卫军总司令唐聚五削指血书誓师讨逆，接连传出喜讯，真是振我人心，激我斗志。在吉林则有李杜、丁超、冯占海、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自卫军、吉林国民救国军，为保卫我北国疆土与日寇浴血搏斗。

当日军占领了辽宁，铁蹄踏入吉林省时，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治公开投降了日军。随后日军占领了吉林。时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的李杜将军闻讯后义愤填膺，向所辖吉林省各县发出通电，呼吁各县军民动员起来，誓守疆土，共同抗日。他下令各部抓紧整训备战，并派员到松花江下游地区13个县整顿地方武装，扩编建立自卫军。

1932年1月31日，李杜将军与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等高级将领组织了“吉林自卫军”（抗日义勇军），公推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字植初，辽宁省义县人，生于1880年。1900年庚子事变时因李家被清兵抢劫，他曾被溃兵击伤。因而愤然发誓：“日后如带兵一日，决不扰民”。1906年李杜入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后历任奉军连长、东北陆军第29军114团营长、团长、运送大队长、北京将校研究所所长、黑龙江省山林警察局局长、吉林省警备司令、长春戒严司令、吉林第15师师长等职。1928年任吉林省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1929年晋升为陆军中将。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富锦县是下江重镇。县内除驻防有依兰镇守使直辖的一个陆军团以外，地方武装主要有一支五百多人的保卫团，编为四个正队。李杜派员到富锦县后，在县保卫团中抽调出一百多人，编为一个连。被挑选出担任这个连连长的就是县保卫团第四正队长李景荫。

李景荫是县里一位颇有名声的正直威武的青年军官。他1904年生，祖籍山东。清末黑龙江开放官荒，他幼年时随父辈们移民到东北。先是到阿城县，后来落户到富锦县三区。一家人在这片富饶的下江平原的黑土地上盖起房子，从此发展为李家大院。当时县里荒地多，人家少，李家人没几年就开垦和经营了一百多垧地，成为当地有三十多口人的大户人家。李景荫有亲、叔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少年时的李景荫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在私塾里他读了《幼学琼林》、《名贤集》等启蒙读物，又学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在儒家的训教中，他偏重感悟了尽忠报国、信义为人的精神。他还特别崇敬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爱国民族英雄。为他们抵御外侮，勇敢杀敌的精神所感动。在他的少年心里萌生着一个纯真而坚定的抱负：长大成人一定要像这些英雄一样为国家建功立业。他不仅认真读书，修养人品，而且还非常喜欢跑马弄枪、当兵作将。他的性格开朗好动，从小就好爬墙上树、跳高赛跑。他常常和小伙伴们到田野里去骑马追风。还经常携带家里的枪支随村里的猎手们到当地的别拉音子山去狩猎。他从小个子长的高，胆子大，动作灵活，家乡人说他“身有猴气，胸有虎胆”。 在广阔的田野里和雪地山林中，他练就了一身好骑术，好枪法，能驾驭烈马奔驰，能百发百中。15岁时就以胆大勇猛，善骑精射而远近闻名了。他为人正直，喜欢交朋结友，又讲义气，很得人心，少年时的李景荫就明显表现出具有领兵带将的才干。

民国初年富锦县组建地方武装保卫团，县里向各区招募团丁。李景荫的几位兄长都是经营农事热心家业的人。李景荫则整天热衷骑马打枪，一心响往出去干番事业，心里根本没有什么家业地产。兄长们知道他在家也没什么用，所以就主张他去应募当兵。这正合了李景荫的心愿。1922年18岁的李景荫在富锦三区应募入伍。他人伍后很快就升为分队长。1930年又升为保卫团第四正队长。保卫团的行伍生活锻炼了他的军人气质，磨练了他吃苦的精神，训练了他的作战与指挥能力。二十几岁的李景荫身体修长、肩宽腰直、瓜子脸型、前额突出、眼眶略凹、眼神机灵而透射着锋芒，显现出非常干练果断的武官丰采。

李景荫在县里虽然戎装在身，持权在手，但他从不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他时常扶弱帮贫，主持正义。有一天，三区有一个兵痞叫刘耀的，到一个老实软弱的穷农民赵贵家去敲诈勒索。刘耀嘴里叨着香烟，从牙缝里嗤出半阴半阳的调门：

“赵贵，出点血，请个客吧！”

赵贵吓的口吃起来，“这……这……”的不知所措。一家三口人只能勉强穿两条半裤子的赵贵，怎么能请得起客！又急又怕的赵贵被逼的哭哭啼啼。他老婆急中生智，偷着跑出去让人告诉了李景荫。李景荫得知此事非常生气，马上赶到赵贵家，上去就给了刘耀两个大嘴巴。连声斥责他：

“不许欺压百姓！”

刘耀耷拉着脑袋连连“是、是”地答应。李景荫训教他一顿后，让他当场给赵贵赔礼道歉。

李景荫平时结交朋友不分贫富贵贱，重在为人正直诚实。一旦知心，即以诚相待。他帮贫济困、仗义助人的事在乡里乡外都为人所称道。生活在这片北国边陲、三江平原大地上的人们，就象那日夜激荡奔流不息的松花江水一样，是那样清澈而透畅。又象是被这里的寒暑分明、阴晴变化骤然的天气所感染，人们虽然粗犷，可却是那样能耐得住风霜雨打。李景荫正是这松花江下游平原上成长起来的汉子，他的性格是那样直率、豪爽、刚毅而又充满斗争的火性。

激动着一颗爱国的热心，抱定抗敌保疆的决心，年青的李景荫于1931年的寒冬腊月，离别了年轻的妻子孙桂华和两岁的儿子，带领着家乡子弟一百多人参加了吉林自卫军，被编入混成旅一团一营四连，担任连长。他们冒着风雪开赴到战斗前线哈尔滨。（连载1）

文人的“绝响”

        “人固有一死”，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人死如灯灭，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文人与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文人既长于思考，又颇“饶舌”，即便是行将就木，也每每有“妙语奇言”。或幽默，或诙谐，或庄严，或悲壮，各有千秋。“绝响”，声中见性格，见风骨，咀嚼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最悲壮的“绝响”：南宋诗人陆游，一生为抗金复国呼吁呐喊，虽壮志末酬，但临终时一首短诗“示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足以让他千古不朽了。波兰爱国诗人密茨凯维支也有类似的美谈，他终生为祖国独立而奔波呼号，冲锋陷阵，临死的最后一句话是“与祖国同在。”爱国之心令人叹为观止。

        最洒脱的“绝响”：清初文学家批评家金圣叹，因“哭庙”案被判斩杀，刑场上，刚逾知天命之年的金圣叹，泰然自若，临刑不惧，昂然地向监斩官索酒酣然畅饮，边酌边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代价最大的“绝响”：明代大儒、诗人方孝孺，生性倔强，宁折不弯，誓死效忠建文帝，拒绝为明成祖朱棣起草就位诏书，朱棣威胁方孝孺说：“你不怕灭九族吗？方名士的倔强脾气上来了，就是灭我十族我也不怕，这一句话不要紧，方家老小再加上学生九百多口全掉了脑袋，也正因为杀掉了这个“读书种子”，明朝的这代，始终没有搞出什么太像样的文化来。

       最幽默的“绝响”：幽默了一辈子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临死前也不改本色，向床边一群与他告别的人说了一句，“再见，我们很快还会相逢的啊”。就与世长辞了，让他的亲朋好友目瞪口呆，哭笑不得。因为，“再见”，是无法逃避的，可是谁也不想和他很快的“相逢”。

        最富有责任心的“绝响”，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被宣布死刑后，喝下了毒药前，向他的好友克利顿说了最后一句话，“克利顿，我还欠阿斯克勒比奥斯一只鸡，请别忘记还给他，。”本来以为像他那样的思想巨人，最后总要留几句闪光的名言警句，想不到他和我们差不多，同样惦记着家长里短，油盐酱醋。不过这也正好印证了那句老话：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最有礼貌的“绝响”：夏衍晚年病重住院，一天上午，突然感到十分难受，咳嗽不停，呼吸困难，秘书见状赶忙说：“我去叫大夫，。”正在他开门欲出时，夏衍突然睁开眼睛，极其艰难的说：“不是叫，是请。”随后就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日本作家，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也可与夏公媲美，1972年他自杀后被送往医院急救途中，奄奄一息，还不忘感谢司机，：“路上这么挤，真是辛苦你了！”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最令人遗憾的“绝响”：三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稽康，受人陷害被判死刑，临刑前有三千个学生为其求情，终不许。死前索琴弹奏名曲《广陵散》，而后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遂从容就刑，于是留下了“广陵绝唱”的典故，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聆听那原汁原味的、正版的《广陵散》。

       最愤怒的“绝响”：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著名女作家罗兰夫人被雅各宾党判死刑，受刑之前，站在断头台上，她望着广场上的自由女神悲愤高呼：“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而行，！”，革命家杀革命家，自由战士杀自由战士。怪不得罗兰夫人那么生气，死不冥目。

     最不客气的“绝响”：鲁迅先生生前论敌如云，遭受四面围攻，却愈斗愈勇，毫不手软，痛打落水狗，威风凛凛，剿灭“夏三虫”，势如破竹，临终时还意犹末尽，留下铮铮遗言，：“一个也不宽恕。”颇有来生再战之意。

      大幕就要拉上，太即将落山，精彩表演了一生的文人骚客们，就这样各具特色地给自己画上了句号！

                                                     ------------  我爱你十月 整理摘自《文化博览》2007年第11期

 （说明：这篇散文写于2003年9月，是本人旅游欧洲后整理的笔记。--黎巍）

  巴黎的辉煌怕是如椽之笔也是难以写尽的。凯旋门、卢浮宫、艾菲尔铁塔、香榭里舍大街……每一位去过巴黎的人都不知对它们发出过多少赞叹。拙文秃笔就无需赘言了。然而有一条河，有一个晚上，给我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我却总愿意去追怀。那就是巴黎塞纳河之夜游。

塞纳河，被称为是“巴黎的玉带”。她自东向西轻轻地弯成弧形缠绕着巴黎的市中心，把城市分成南北两半。巴黎的精华，巴黎的美，巴黎的古往今来，几乎都在塞纳河的风光秀色之中漾溢着。当我们从耶拿桥码头登上游船，来到塞纳河上的时候，已是华灯映岸，塞纳河与巴黎周围世界一起进入了夏末之夜。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温馨，那么迷离、神秘。

游船刚刚开出就望到夜空中的艾菲尔铁塔。闪烁着霓虹灯光线的铁塔使白天的黑色塔身显得非常光灿，好像从天上漂洒下来的彩链。向前慢慢航行的游船把人带入幻梦般的景观。昏暗中的两岸不时从灯光中闪现出那些高大壮丽的古典建筑的形象。在朦胧中使人对它们充满想象，这种感觉真是比你进入其中看个分明更富有魅力。那是加利耶拉宫吗？那个华丽的建筑就是大宫吗？那个冠戴着漂亮穹顶的建筑就是小宫吗？左岸上那是波旁宫吧？疑惑中突然眼前展现出一座壮美的大桥。桥拱上桥拦下连续缀挂着精美的花带雕饰；桥栏上的华灯下是姿态生动的爱神雕塑；桥的两侧雕饰着栩栩如生的海神。这就是亚历山大三世桥，它是为了庆祝当年的法俄联盟而建造并以沙皇名字命名的。据说它在左岸上两个桥墩的雕塑是象征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右岸上两个桥墩的雕塑象征着“中世纪的法国”和“现代法国”。桥头拱门上的浮雕是塞纳河与涅瓦河的象征，代表着法国和俄国。这是一个工程与艺术、历史与文化完美结合的杰作。

“なかなかりっ ぱな桥ですね。”（相当雄伟漂亮的桥啊！）

“巴黎はたしかに美しいなあ。”（巴黎真是美啊！）

坐在我们后排的一些日本游客也不住地发出感慨。船上有许多欧洲人，他们的神情看来并不怎么兴奋，只是在默默地凝神远望。或许这是因为地理文化远近殊同的不同心理感受与反映吧。

游船渡过协和桥，经过蒂伊勒里公园、奥塞博物馆，又模糊地呈现出卢浮宫的沿河景观。白天曾在宫中见到的蒙娜丽莎、维纳斯和胜利女神好像又在那里对人微笑，向前瞻望，张开双翼……。不一会，游船已渡过了“新桥”。名曰“新桥”，其实它却是塞纳河上最古老的桥。游船贴近了作为“巴黎之源”的斯德兰岛，出现在眼前的提督府是一座多么雄伟的建筑呀！穿过香风盛溢的兑换桥，人们向岸上仰望，那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由远而近，动画般地显露出它的侧面形象。灯光中它在那被夜空笼罩的岩岸上更显得那么崇高，那么神秘。这个建筑史上杰出的哥特式大教堂，自1162年始建，历时近200年，直到1345年方告竣工。法国大文豪雨果曾赞美它是“巨大石头的交响乐”。当我们绕过圣路易岛重又来到斯德兰岛时，眼前上空迎着我们的恰是巴黎圣母院那经典的正立面。虽然只能仰见到上面两段，然而那高高钻入夜空的一对钟楼和那玲珑的大玫瑰花窗，已是足够动人心弦的了。昏暗中花窗前的雕像虽然隐约不清，但我知道那是“圣母圣子与天使”组雕。中间的是抱着圣子的圣母，两旁的是亚当和夏娃。这个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伟大建筑，由于雨果的巨著使它更增加了思辨人世间美与丑的传世篇章。看着它好像听见那个驼背人卡西莫多又敲起教堂的大钟。那钟声对世人又将是怎样一种警告呢？

弯曲的“玉带”，迷离的夜色，两岸灯光下的魄丽，使人分外陶醉，似漂游在河上，又似漫步在岸上。左右遥望，好像周围那模糊迷离的巴黎已不再那么陌生，不再那么神奇。那不就是富于幻想，探求哲理的左岸吗！那不就是追求欲望，创造财富的右岸吗！啊，塞纳河，你这个关系着幻想与欲望、哲理与财富的“玉带”，你是这样轻柔地潇洒地缠绕着巴黎，漾溢着多么诱人的永恒的风光秀色呀！

  （“岁月留痕”是我在过去的年代，中学、大学、工作生活经历中写的诗--用文字留下的生活的痕迹。--黎巍）

在我的心里，

映进一朵玟瑰。

红色的花朵，

鲜艳而柔美。

她的馨香，

好似细雨菲微。

静悄悄的，

把我迷醉。

似微风吹拂，

似粉蝶追随。

我惑然心动，

自己都难理会。

我在期盼，

恍惚而惴惴。

也许时间将告诉我：

你可真是蒙昧。